2025年5月20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正式施行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，旨在优化营商环境、保障公平竞争、促进高质量发展。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标志着我国首次以基础性法律形式确立了民营经济的平等地位。然而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，而执行的核心障碍往往源于社会文化层面的隐性阻力——即“软性歧视”。这种歧视并非明文规定，而是根植于传统观念、制度惯性及舆论环境中，表现为对民营企业财产权合理性的质疑、对非劳动收入的道德审判、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对待。若不能破解这些深层矛盾，平等保护原则恐将沦为纸面承诺。

一、“软性歧视”的根源与表现形式

1.传统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历史包袱

 中国长期受“劳动至上”传统价值观影响，将劳动视为唯一正当价值来源，而资本、技术、管理等非劳动要素的贡献常被贴上“剥削”标签。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的“原罪论”遗留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民营企业家合法财富的质疑。例如，部分舆论将企业家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财产视为“非劳动收入”，甚至等同于“剥削剩余价值”，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社会认同基础。

2.政策执行中的隐性壁垒

 尽管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明确禁止市场准入歧视，但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依然存在。例如，部分地方政府在招投标、政府采购中优先考虑国有企业，或在要素分配（如土地、信贷）中设置隐形门槛，导致民营企业面临“玻璃门”“弹簧门”现象。此外，行政执法中的“趋利性执法”“违规异地执法”等乱象，进一步暴露了基层执行者潜意识中的歧视倾向。

3.舆论环境的污名化倾向

 社交媒体中“资本家剥削牛马”“996福报论”等标签化叙事泛滥，将劳资矛盾简化为道德对立。个别民营企业违法案例被放大为群体形象，导致公众对民营企业的信任度下降，甚至影响司法裁量的中立性。例如，劳动争议案件中，法官、仲裁员可能因舆论压力倾向于保护“弱势”劳动者，忽视民营企业的合法诉求。

二、消除“软性歧视”的路径探索

1.理论重构：为“非劳动收入”正名

 需突破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单一化解读，明确按生产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的合理性。根据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第三条，民营经济是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”，其通过资本、技术、数据等要素创造的社会价值应与劳动贡献同等受保护。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指出，唯有从理论上承认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，才能消除“保护私有财产是权宜之计”的误解，使平等保护原则深入人心。

2.制度保障：以刚性约束破除隐性壁垒

 执法监督机制：落实法律中关于“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”“规范异地执法”等规定，建立跨层级行政执法监督体系，严查地方保护主义行为。例如，司法部正在推动的“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处理机制”和“涉企行政执法监督长效机制”，可有效遏制趋利性执法。

 政策协同：配套清理与上位法冲突的地方性法规，如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缩短、常态化清理市场壁垒等举措，需与法律同步推进。

 司法中立性：在劳动争议、经济纠纷等案件中，严格区分民事与刑事界限，避免因舆论压力将合法经营行为刑事化。

3.舆论引导：重塑企业家社会形象

 通过典型案例宣传民营企业对科技创新、就业吸纳的贡献，扭转“逐利原罪”的刻板印象。例如，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第八条规定，加强对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创新创造等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，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参与评选表彰，引导形成尊重劳动、尊重创造、尊重企业家的社会环境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氛围。此外，媒体应避免片面渲染劳资对立，转而关注民营企业在数字化、绿色转型中的引领作用。

4.专业支持：发挥律师在权益保障中的关键作用

 律师作为法律实践的核心力量，在落实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平等保护原则、消除“软性歧视”中发挥多维作用。其一，通过合规咨询与风险防控，协助民营企业识别并规避地方招投标、信贷分配中的隐性壁垒，推动政策执行与法律文本对齐；其二，依托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司法救济手段，纠正“趋利性执法”或区别对待行为，借助最高法“产权保护典型案例”制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；其三，以立法建议、规范性文件审查等方式参与政策优化，清理地方性法规中的所有制偏好，促进制度公平；其四，通过法律声明、名誉权诉讼及普法宣传，遏制污名化舆论，重塑民营企业社会形象；其五，开展企业家培训与法律指南编制，提升企业应对歧视的维权能力，强化财产权平等保护认知。

 律师群体的深度参与，不仅为民营企业提供现实权益保障，更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协同行动，弥合法律与实践的鸿沟，推动平等保护从“纸面权利”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石。

三、从“权利宣示”到“文化重构”

 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26处“平等”“公平”“同等”的表述，不仅是法律文本的突破，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宣战。消除“软性歧视”，需要从理论到实践、从制度到文化的系统性变革。唯有当社会普遍认同“合法财富即正当权利”、当政策执行者摒弃“所有制偏好”、当舆论场域不再污名化民营经济，平等保护原则才能真正落地生根，成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。这不仅关乎法治的尊严，更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格局。